美国科研界限制对华合作，学者面临困境

• 2026-10-27

几年前，田纳西大学的华裔副教授胡安明因一份表格被推上法庭，这份表格涉及他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兼职情况。最终胡安明被宣判无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承认在调查过程中使用了不实的信息。这一事件使得一个学者的职业生涯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如今，该问题的关注焦点已转移，由个人填写表格变成了整所大学受到审查，审核者则是学校的合规办公室。来自华盛顿的指令十分明确：接受国防部资助的单位不得与中国的相关机构合作。然而，许多美国科学家发现，合作关系一旦中断，研究课题也无法持续进行。虽然“那我只好不研究了”并非某个具体学者的原话，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现状。

这次的收紧政策已有初步成效。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五角大楼宣布安全审计已完成，结果是美国大学已经停止了80多个与中国实体的合作项目。然而，具体涉及哪些学校和学科的信息仍然有限，外界无法逐一核实。此外，这一名单还可能进一步扩展。媒体报道称，美国众议院的相关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已致信五角大楼，要求将58所中国高校和62个实验室加入国防部的“1286清单”，其中涵盖了清华大学及多家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机构。

“1286清单”源于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后续政策将其与科研经费相挂钩。该清单并不直接制裁中国机构，而是惩罚与这些机构有合作的美国研究单位。由于禁止学术交流可能涉及言论自由的保护，因此经济制裁的方式更具隐蔽性。在这个机制下，执行成本被转嫁到大学身上。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防部拨款占其科研收入的重要部分，合规办公室的算法是相对不对称的：一旦停止一个合作项目，损失微乎其微，然而如果放任一个“潜在问题”的项目，可能会导致整个校园某类经费资格的丧失。理智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宁可停止合作，也不可以出现漏网之鱼。最终，划定边界的往往不是法律条款，而是校园内最保守的一次风险评估。即使一个与军事无关的基础研究项目，只要合作方在名单之中，也可能首先会被叫停，然后再进行解释。

对此，许多学者发问：不与中国合作，换个国家的合作者不就可以了？实际上，这并非易事。前沿领域的实验通常需要特定样品、设备和数据，而这种合作关系往往经过多年的磨合。中国在材料、化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的科研实力已达到世界顶端，其某些样品的制备和实验平台是难以随便更换的。合作对象无法更换，课题便只能暂时搁置。

最先受到影响的通常是博士生和博士后。尽管教授可以申请其他项目，但年轻研究人员的论文、毕业时间和签证都依赖于这些课题。一旦项目被叫停，可能会耽误几个人多年的努力。对此，中国商务部对此作出回应，认为美国采取的措施是在逼迫科研机构选择阵营，故意破坏中美正常科研合作，只会对自己造成损害。美国科研界内部也并非一片赞同，《科学》杂志的总编辑明确指责，当前美国科研的基础正在遭到侵蚀，而顶尖高校对此却保持沉默。

高校为何不表态？“中国行动计划”为此提供了一个线索。该计划起初旨在打击经济间谍，但大量案件最终落到了大学教授身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陈刚被逮捕，一年后检方撤诉；胡安明一案亦以无罪结尾。虽然美国司法部最终终止了该计划，但其在华裔学者间造成的恐惧感并未消失。尽管计划取消，大学管理层依然保持高度警惕，校长们不愿为“与中国合作”发声。

更复杂的是，限制对华合作只是当前美国科研界面临压力的一部分。联邦政府近年来大幅调整对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的资助，大量项目被削减或暂停。《自然》杂志的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三受访的美国科研人员在考虑离开美国。随着经费的缩减和合作的限制，美国教授面临的选择空间日益狭窄。在某些研究小组中，“不研究了”并非激愤之辞，而是经过权衡之后被迫做出的决定。

人才的流失也不容忽视。美国智库MacroPolo的研究表明，许多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随后再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若实验室因合规压力不敢招收中国背景学生，美国将在长期人才流动上损失巨大。此外，清华大学被列入待审名单也更显尴尬，因为苹果CEO蒂姆·库克等多位美国科技领导者长期担任清华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商界与这所大学保持正常的联系，却被国会划归为国防科研的风险对象，显然是不同的评判标准。

主张收紧的议员提出，他们认为国防部资助的研究可能含有军事用途，防止敏感技术外泄是出于安全考量。然而，分歧在于尺度的把握。基础研究的成果原本应是公开发表的，将整个综合性大学标为风险对象，将影响扩散到更广泛的领域。

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合作曾经是两国关系中最稳定的部分，涵盖从农业到高能物理的广泛领域，持续了四十余年。但现在，甚至基础研究层面的合作也面临被逐一叫停的局面。